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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中山旧训政到今日新训政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   更新时间:2017-03-28

   有两条西方谚语值得我们回味,一是“条条大道通罗马”,这说明西方人也不认为到达一个目的地并非“华山天险一条道”,而是存在“条条大道”;二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说明西方人也认为美好的东西不是一蹴而就的,总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的,是有阶段性的。中国的法治肯定是有阶段性的,中国的现阶段性法治的特点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是新训政。新训政是就孙中山的旧训政而言的。其实,毛主席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也说过类似的话(请参见青石:《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之八)》,《百年潮》1999年第三期)。
  在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上,孙中山是第一个提出中国法治要经过阶段性的,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明确提出“革命程序论”,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划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一种递进的过程。辛亥革命后,他更加强调“革命程序论”。1914年他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1924年1月23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此后他又亲自修改,于同年4月公布。
  在这三个阶段的法治理论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训政。怎样搞训政呢?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以前,孙中山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那样实行三权分立或议会内阁制、多党竞争制等,1913年“宋教仁案”发生以后,他认为西方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爆发,孙中山受到俄国经验启发,认为在中国要实行一党制,不搞多党制;要搞国民大会,不搞欧美三权分立。他认为训政就是以党训政、以党治国。以党训政就是训练政权和老百姓,让他们掌握近代政治知识和能力。以党治国包括:由国民党代行政权各项职能;以三民主义治国;实行一党制,但“借才于党外”,允许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我们过去对孙中山的训政理论要么是不提,要么是消极评价。主要原因大概是1928年蒋介石搞了训政,所以我们就不大提孙中山的训政了。其实蒋介石搞的训政基本上违背了孙中山的训政思想原意,比如孙中山认为训政时期要搞县自治,蒋介石不但没执行,反而搞了保甲制度;孙中山要搞核定地价(土地改革),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也告诉蒋,国民党之所以打不过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搞了土地改革,但蒋介石担心土地改革会得罪自己的阶级基础,在中国大陆始终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孙中山说要“借才于党外”,允许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蒋介石却驱逐苏俄顾问,大搞“清党运动”,屠杀共产党;孙中山要求用三民主义统一思想,蒋介石公开说过他信仰法西斯主义。因此,蒋介石彻底背叛了孙中山的训政思想。我们不能因为蒋介石把训政理论搞臭了,我们就连带把孙中山的训政理论也同脏水一起泼掉。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先行者,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探索成果值得我们继承和批判。把我们今天主流的法治理论与孙中山的训政思想做一对比,不难看出两者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关系。
  先看我们今天的主流法治理论对孙中山训政理论的继承。这一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孙中山强调中国法治现代化要经过不同的阶段,我们今天同样强调包括法治在内的中国现代化要分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经过初级、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由不发达社会主义步入发达社会主义,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还要有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目标;第二,孙中山强调在训政阶段不能实行西方多党制,而应实行一党制,我们今天也强调不能实行西方的多党竞争制度,坚持共产党长期执政;第三,孙中山强调公务员必须信仰三民主义,实行“主义治国”。今天我们也强调指导思想不搞多元化,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再看我们今天的主流法治理论对孙中山训政理论的批判或发展的一面。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孙中山主张在训政时期由国民党代行立法权、行政权等,而我们今天则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活动,党不制定法律,而是建立健全党规,促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强调党只能通过国家机关设立党组,由党组按照国家机关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机关的政令、法令。第二,孙中山强调举国上下唯须信奉三民主义,而我们在中国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之外,在香港、澳门等局部地区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第三,孙中山主张一党制,而我们今天则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因此,我之所以称今天依法治国的阶段性特征是不同于孙中山旧训政的新训政,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新训政中增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成分,增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成分,这是因为我们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了协商民主制度。
  当然,新训政肯定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经过未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的发展,我们将创造一个民主法治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社会,因为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郝铁川 本文是作者在2016年12月15日上海师大法治与人权研究所成立暨法治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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